由于种种原因，许多人对佛禅不甚了了，对佛禅对诗歌的影响也知之不多，有些赏析者也因本身对佛禅缺乏了解，于是对一些带有禅意的诗干脆就避开不谈，导致我们对这方面的了解很有限。但历史是客观存在的，不会因为我们不了解而改变，由于我们自己不了解就漠视这一历史现象更不可取。
唐、宋时期，禅学和诗学的交流和相互影响日渐加深，究其原因主要是诗禅思维方式上互相融通。佛禅思维方式归结起来就一个“悟”字，而诗学思维同样离不开“悟”。
禅悟是怎样介入诗悟的呢？
禅宗是具有中国特色的文化宗教，它承袭的是佛教衣钵，同时又吸纳了道、玄思想精髓，是中国哲学和文化重要内容之一。在中国文化发展史上尤其是唐、宋时期，禅宗与诗学的交融互渗现象极为突出。其中的奥秘严羽说得最为透彻，他在《沧浪诗话.诗辨》中说：“禅道惟在妙悟，诗道亦在妙悟。”，从思维方式这个角度，揭示了诗禅相通的根本。
佛禅思维方式可用一个“悟”字来概括。在佛教中，“悟”是觉、三味、三菩提的另一名称，是通过戒、定、慧三学获得的对佛性这个终极本体的了然于心。悟又有渐悟和顿悟之分。所谓“南顿北渐”，即北宗神秀主张渐修得悟，而南宗慧能则主张“直指人心，见性成佛”的顿悟。其实，不论渐悟或顿悟，都是悟，悟可谓禅宗思维方式的代表。
禅宗介入诗艺，首先在诗歌创作中的表现是唐、宋时期的以禅入诗。以禅入诗就是在诗中表现禅机、禅趣、禅理甚至化用佛经文字，引用佛教故事，这部分作者多为僧侣，如王梵志、寒山、拾得、皎然等，有些深受佛教思维熏陶的文人如苏轼也写有这类作品。这类诗或朴拙、率直，或孤寂、冷漠，或恬适、清远，虽不乏说教内容，但却仍有掩饰不住禅意扑面而至。这类作品也曾受到推重，因而有“诗不入禅，意必肤浅”之说，但这只是一时之胜，对诗歌影响深远的还是以禅作诗。
以禅作诗是借用佛教禅宗思维方式来作诗。谢灵运的诗歌算是佛禅思维深入影响诗歌的一个开端，紧随其后的唐、宋，以禅作诗成为一代风气。以禅作诗的诗人不胜枚举，其中尤为以“王孟”山水田园诗派及“江西诗派”和“性灵派”最有代表性。以禅作诗蔚为大观，因其涉及人数之多，作品成就之高，影响深远，逐渐发展成一种超脱现实，观照自然的纯审美诗歌，使中国古典诗坛形成了“言志诗”、“缘情诗”、“禅意诗”三足鼎立局面。
诗歌创作中的这种交融现象，又直接影响到诗论，出现了“以禅喻诗”论。以禅喻诗又可分为以禅参诗、以禅衡诗、以禅论诗三种。（未完待续）
禅悟为什么能影响诗学？
禅悟为什么能够影响诗学呢？关键在于禅悟与诗思在心理机制上有相似点。佛家认为禅悟可以化解以下几对矛盾：
一是禅悟化解了理性和直觉的矛盾。
“悟”是修道者得鱼忘筌、舍筏登岸的非理性个体直观。禅宗往往通过“寂照”或公案、机锋等形式来斩断理性对人的束缚。《五灯会元》里有一则药山禅师的公案：
僧问：兀兀地思量什么？
师曰：思量个不思量底。
僧问：不思量底如何思量？
师曰：非思量。
由这则公案可以看出禅宗尊崇一种“不思量”的思维方式，这种思维方式不假逻辑推理而直接飞跃到对终极本质的理解。禅悟，不假计较思量。看似完全否定理性，实则不然。正像它主张不立文字却又不离文字一样，它不依理性却也不离理性。认为只有“思量个不思量，才能悟得真如本体。在这种思维中，个性化的进程与本质化的进程是同时进行的；
二是禅悟化解了感性与理性的矛盾。
佛家认为一切感性的知识，即五官直接获得的感知，都是假象。而一切理性知识也都是虚幻。只有“悟”，不拘感性又不离感性，才能认识“本心”。《涅槃无名论》云：“玄道在于妙悟，妙悟在于即真”，“即真”就是佛家之“真如”“佛性”。这正是佛家追求的对终极关怀的直接把握，也是对世界的总体把握，悟道者必须从“吃粥”、“洗钵”这些与世间万物保持联系的感性现象出发，而不是摈弃它们，才能“一了百了”，参悟到那永恒、绝对的宇宙本体（即佛性）；
三是禅悟化解了个体和整体的矛盾。
佛教的中观思想要求佛教思维不住一边，不滞一端，以赤手来直探宇宙的本体。佛教有“六根”、“六尘”之说。“六根”指人的六种感官：眼、耳、鼻、舌、身、意。意是帅，统领其他。“六尘”又称“六境”，即“色、声、香、味、触、法”，是“六根”的缘虑对象。佛家主张“六根互用”。由于“六根互用”“不住一边，不滞一端”，所以“悟”是全面的，获得的感知是整体的，一悟百悟，一悟之后，悟道者心中的一切对立便纷纷化解，可以“一粒沙中观世界，一朵花中见天堂，一手掌中抓无限，一小时中握永恒。”；
四是禅悟还化解了瞬间与永恒的矛盾。
《楞伽经》云：“譬如明镜，顿现一切无相色像，如来浄除一切众生自心现流。亦复如是，顿现无相，无所清净境界。”这里的“顿现”即瞬间呈现。《坛经》曰：“迷来经累劫，悟则刹那间”，《五灯会元》云：“闻中生鲜，意下丹青，目前即美”。强调的都是“悟”的瞬间性特点，但这“一朝风月”，却是与“万古长空”等同的，所以“悟”是瞬间的，又是永恒的。
以上四对矛盾在诗思中也亟待调解。陆机《文赋》曰：“恒患意不称物，文不逮意”，刘勰《文心雕龙.神思》亦云：“意空翻而易奇，言征实而难巧。”这里虽说的是言与意的矛盾，实际显示的是“言”所代表的逻辑思维与“意”所带动的直觉思维的矛盾。由于禅悟与诗思在心理机制上有许多相通之处，所以禅悟中理性与直觉、感性与理性等矛盾的先行解决给诗歌创作和欣赏带来借鉴。诗歌创作和欣赏的过程也和禅悟一样是一个看似直观感性的过程，其实又深深蕴含着深致婉曲的理性思维因子，并因此具有了能诱发思维无限延伸的可能和预设。创作者一旦得悟，就会“妙手偶得”天成之作，所得作品就会是毫无斧凿痕迹，看似“不思而得”的佳作。欣赏者一旦得悟，即会一触即发，视通万里。这是佛禅思维方式向诗思渗透的表现，也是诗思向禅宗思维渗透的结果。正是这种相互渗透融合，才使中国古典诗歌气韵生动，使诗之意境脱颖而出，扑朔迷离又韵味无穷。
值得指出的是尽管诗悟并非禅悟，但是诗思和禅悟有着某种同构或互文关系，所以禅悟的影响，促进了中国诗学发生了明显的变化。（未完待续）
禅悟影响诗学的结果：
其结果首先表现在影响到中国古代审美主义诗学传统的形成和发展。儒、道、佛三家虽然都强调直观思维，但儒家思维是一种“直观外推”“内向反思”的思维，它以往复推衍的方式，联结起不同的范畴，以伦理为中心，构成许多重叠的同心圆，并由一点向不同领域，不同范畴扩展，从而构成一个统一有序的半封闭思维体系。道家思维则以道为中心，形成一个重内心而不重外物的主观随意性的思维方式。中国佛教思维既承继了印度佛教又吸收了儒、道思维的某些特点，带有许多独特之处。禅宗思维更是揉合各家思维的特点，它排斥理性，不离感性又超越感性，是由瞬间性、偶发性、整体性构成的多面而封闭的体系。
思维方式的不同，带来了诗学观念的评价标准的不同。在中国古典诗学中，儒家诗学处于主导地位，它以伦理的“善”为评价标准，道、禅合流抗拒儒家话语，才使诗学以审美的价值判断置换了儒家诗学的伦理价值判断，人们才从重文艺的伦理价值转向对文艺审美价值的追求，使得中国诗学发展了审美主义传统。
中国诗学审美主义传统的形成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
一是中国古典诗学完成了由追求“目击可图”的物境到追求“象外之象”的意境发展过程。王昌龄在佛禅思想影响下第一次提出了意境说，并明确指出物境、情境、意境三境，只有意境能“得其美矣”。严羽则将意境描述“羚羊挂角，无迹可求”“如空中之音，相中之色，水中之月，镜中之象”。意境被视为一个超感性、超具象、超理性、生成于具体艺术媒介之外的美学范畴。此外，人们对意境和标举的推崇，促使意境理论的高度发达，形成一系列概念和范畴，如“境象”“象外之象”“物境”“情境”“韵味”“味外之味”“兴趣”“气韵”“神韵”等。
二是中国传统诗学形成了自己独特的话语风格，由追求“辞达”到追求“言外之意”，从而发展了超语言批评。禅悟是自由飘忽，难以捕捉、变幻不居而又不可割裂的，是语言难以企及的。难以言传，又不能不传，不在文字又不离文字，以悟为中心，禅宗确立了这样一个语言观悖论。这个语言观悖论对中国诗学有着深刻影响，促进中国传统诗学形成了自己独特的语言风格。促进传统诗学话语重含蓄而隐秀风格的形成与发展。
其次，禅悟的影响使中国诗学由追求“随物赋形”到追求超然物外，突出并强化了中国诗学美学的形上追求。从宏观着眼，微观入手，这是中国古代人把握事物的特点。这一特点的形成虽建基于“天人合一”的观念，但与禅悟的影响不无关系，特别是在诗学美学上最为明显。既然禅悟与诗思的心理机制相近相通，而禅悟又可以“一粒沙中观世界，一朵花中见天堂，一手掌中抓无限，一小时中握永恒”，那么，诗人也自然可能对现实事物的审美观照里把握到生命本质跳跃的脉搏，诗中就必然可能蕴含着对现实生活的超越和终极关怀的追索。
再次，禅宗思维方式也影响到传统美学风尚的形成。禅悟能做到“参则一句透，千万句一时透”，一旦得悟，展现在求道者面前的就是一个消解了一切矛盾和对立，使主体与客体，人与物，理性与感性和谐统一的圆满自足的世界。受其影响中国诗学和美学都倡导“和谐”之类，诗学和美学的核心范畴意境也向着使审美对象与审美感受、内容与形式、具体形象与深邃情思趋于交融统一的美学道路发展，从而形成中国古代诗学和美学鲜明的民族特性和审美特性。（续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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