漫谈“古风”
陈国明
笔者翻阅不同层次的诗词刊物，发现当今诗歌写作上存在一个普遍性的问题：格律严整的近体诗大行其道；写法相对自由的古体诗，即所谓古风，正在日趋萎缩，大有消亡之虞。这种诗体失衡现象，对中华诗词的整体繁荣不利，应该加以重视。
所谓古体诗或古风，是相对于近体诗而言的，假如没有近体诗，也就没有什么古体诗或古风了。要知道什么叫古风，必须从近体诗的产生说起，否则很难讲清楚。我国古代的诗歌，从先秦的《诗经》、《楚辞》开始，经两汉、魏、晋、南北朝，大量作品流传下来，成为我国文化库藏中的宝贵遗产。这些诗体裁不一，名目繁多，写作方法比较自由。从南朝的齐、梁发端，逐渐产生格律诗的萌芽，发展到盛唐，才形成了完整的格律诗。为了与唐朝以前各朝代的古诗相区别，当时的人把这种格律诗称作近体诗，一直沿用至今。诗人有了格律的依据，写出来的诗，形式规范整齐，音律节奏和谐，比古诗更富有音乐性。因为具有这样优势，便广为流布，长盛不衰。加之朝庭以诗取士，考的就是格律要求相当严的“试帖诗”，这种做法对近体诗的盛行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我们今天写的五、七言绝句和律诗，就是那个时候成形的，诗律和诗韵基本上没有什么改变。
诗人们在按照格律写作近体诗的同时，仍然没有放弃古诗形式的运用，他们按古诗风格写的作品，就叫做古体诗，或称为古风。如唐朝著名大诗人李白、杜甫和高适、岑参，较晚时期的白居易、柳宗元、韩愈、李贺等，都善于写古风。每个诗人由于性情、气质、学养、经历以及所处环境的不同，古风和近体诗在他们全部作品中所占比重也会有所不同。
我们不妨作这样的假设：如果从李白的全集中抽掉所有的古风，读者心目中那个豪放、潇洒、飘逸、充满理想主义和浪漫精神的诗仙形象不见了，剩下的是开放在诗苑里的几丛带露的鲜花，虽然非常美丽，却不成风景。倘若从杜甫的集子里把《三吏》、《三别》、《北征》、《兵车行》、《茅屋为秋风所破歌》等几百首古风拿掉，凭剩下的大量近体诗，或许仍然能够保住大诗人的地位，但诗圣、伟大的现实主义诗人的桂冠肯定是保不住的，他的作品也很难被后人称作诗史；还有白居易，假定他从来不曾写过《琵琶行》、《长恨歌》这样堪称千古绝唱的歌行，再假定他压根儿不曾写过《新乐府》、《秦中吟》等大量古体诗，现实主义大诗人的称号也就无从谈起，恐怕会落到二、三流诗人的队伍里去；李贺更不用说了，他的作品几乎全部是古风，去掉这些，会立刻从文学史上消失。
我讲这样的话，并非有意贬低格律诗的地位，来抬高古风。而是要强调，从整体上来说，古风和近体诗是并行的，互补的，相辅相成的，绝对不可偏废。从唐朝开始，历经宋、元、明、清，直到民国，诗人们留下大量的作品，都可以为我的这一说法提供有力的证据。古风和近体诗共存一千多年，这里的原因值得深思。
从具体的写作方法看，古风少受各种限制，因此写起来比较自由。凡中国的传统诗歌都必须用韵，古诗如此，近体诗和古风也是如此。无韵不成诗。古风的用韵有多种形式，归纳起来有如下几种情况：（一）全诗既可用一个平声韵，或仄声韵，又可随意转为其它韵；（二）可以隔句用韵，也可句句用韵（三）可以用邻韵。此外，古风或古体诗是仿效古诗的形式来写的，古诗多种多样，古风和古体也可以多种多样。但主要是五言和七言两种，也有杂言的，絮不一一介绍。
说到这里，或许有人会问，古风是这样简单的吗？我认为任何诗体的形式都应该是简单的，包括格律诗，也没有多少复杂，不过要写出好诗来就难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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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21-3-27 10:44: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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