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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 宋珩舸（知泥斋、履庐）
古与今的问题，是当前很多诗词的写作者、评论者和研究者关注与争议的话题。
或扬今抑古，要突出体现当代性、当代元素；或崇古轻今，要突出体现传承性、古韵古调；或调和古今，要追求写今承古、同变融合。
以往，我倾向于调和古今，认为这是最稳妥、最辩证、最有前景的一种取态。可是，最近我又想了想，觉得所谓“调和古今”，还是落入了“古今二分法”的陷阱里。
实际上，在我看来，无论写诗、评诗、研诗，核心的不是古今问题，而是情、理问题。
也就是说，动情，或妙理，才是超越古今的更接近诗词生发机理的指标，不论借古还是显今，离开了这两点中的任意一点，都只是表面的肤浅的。
不能以心传心的诗，纵使汲汲于所谓现实主义、与时俱进、创新求变、诗史道义之类，不过是将诗词弄成“任人打扮的小姑娘”。
因之，我最终选择的是：无古无今，非古非今。心何必分古今？思何必分古今？心、思要无限宽广、无限深至、无限自由，兴到情到，管他古否今否，皆由己心，自由拈取。
以情以理动人，超越古今，是古是今已不重要；况现在的今，是将来的古，将来的今，是更将来的古，每一时间点、时间段本身就不是古、今单独一个字可以定义的，则何必于彼古今之谈认真呢？
是为杂感。
（本文首发于微信公众号“知泥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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