禅悟影响诗学的结果:
其结果首先表现在影响到中国古代审美主义诗学传统的形成和发展。儒、道、佛三家虽然都强调直观思维,但儒家思维是一种“直观外推”“内向反思”的思维,它以往复推衍的方式,联结起不同的范畴,以伦理为中心,构成许多重叠的同心圆,并由一点向不同领域,不同范畴扩展,从而构成一个统一有序的半封闭思维体系。道家思维则以道为中心,形成一个重内心而不重外物的主观随意性的思维方式。中国佛教思维既承继了印度佛教又吸收了儒、道思维的某些特点,带有许多独特之处。禅宗思维更是揉合各家思维的特点,它排斥理性,不离感性又超越感性,是由瞬间性、偶发性、整体性构成的多面而封闭的体系。
思维方式的不同,带来了诗学观念的评价标准的不同。在中国古典诗学中,儒家诗学处于主导地位,它以伦理的“善”为评价标准,道、禅合流抗拒儒家话语,才使诗学以审美的价值判断置换了儒家诗学的伦理价值判断,人们才从重文艺的伦理价值转向对文艺审美价值的追求,使得中国诗学发展了审美主义传统。
中国诗学审美主义传统的形成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
一是中国古典诗学完成了由追求“目击可图”的物境到追求“象外之象”的意境发展过程。王昌龄在佛禅思想影响下第一次提出了意境说,并明确指出物境、情境、意境三境,只有意境能“得其美矣”。严羽则将意境描述“羚羊挂角,无迹可求”“如空中之音,相中之色,水中之月,镜中之象”。意境被视为一个超感性、超具象、超理性、生成于具体艺术媒介之外的美学范畴。此外,人们对意境和标举的推崇,促使意境理论的高度发达,形成一系列概念和范畴,如“境象”“象外之象”“物境”“情境”“韵味”“味外之味”“兴趣”“气韵”“神韵”等。
二是中国传统诗学形成了自己独特的话语风格,由追求“辞达”到追求“言外之意”,从而发展了超语言批评。禅悟是自由飘忽,难以捕捉、变幻不居而又不可割裂的,是语言难以企及的。难以言传,又不能不传,不在文字又不离文字,以悟为中心,禅宗确立了这样一个语言观悖论。这个语言观悖论对中国诗学有着深刻影响,促进中国传统诗学形成了自己独特的语言风格。促进传统诗学话语重含蓄而隐秀风格的形成与发展。
其次,禅悟的影响使中国诗学由追求“随物赋形”到追求超然物外,突出并强化了中国诗学美学的形上追求。从宏观着眼,微观入手,这是中国古代人把握事物的特点。这一特点的形成虽建基于“天人合一”的观念,但与禅悟的影响不无关系,特别是在诗学美学上最为明显。既然禅悟与诗思的心理机制相近相通,而禅悟又可以“一粒沙中观世界,一朵花中见天堂,一手掌中抓无限,一小时中握永恒”,那么,诗人也自然可能对现实事物的审美观照里把握到生命本质跳跃的脉搏,诗中就必然可能蕴含着对现实生活的超越和终极关怀的追索。
再次,禅宗思维方式也影响到传统美学风尚的形成。禅悟能做到“参则一句透,千万句一时透”,一旦得悟,展现在求道者面前的就是一个消解了一切矛盾和对立,使主体与客体,人与物,理性与感性和谐统一的圆满自足的世界。受其影响中国诗学和美学都倡导“和谐”之类,诗学和美学的核心范畴意境也向着使审美对象与审美感受、内容与形式、具体形象与深邃情思趋于交融统一的美学道路发展,从而形成中国古代诗学和美学鲜明的民族特性和审美特性。(续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