驳金筑子“四个诗写”
金筑子又发出《再论诗写真实诗写个性诗写小我》，观点与此前的《诗写真实、诗写个性、诗写小我、诗中有我》基本一致，唯一变化的，是去掉了“诗中有我”。
对其这些观点，我之前基本都已驳议，本不想再谈。见其又“论”，那就集中讨论一次，理论问题，含糊不得。
老金说；"只有坚持‘诗写真实、诗写个性、诗写小我、诗中有我’，方可既不会重复别人，更不会重复自己。"
——我不能不说，谬矣!
“诗写真实”，我在《十驳金筑子之荒谬：诗写真实》已谈到，这里扼要几句。
生活真实，不等于作品中的真实。作品中的真实，是艺术真实。艺术真实，是经过作者主观审视生活并在生活中有所抉择加工的写进作品中的真实。小时候看电影，总有疑问：为什么不见或极少见电影中的人吃饭、上厕所。及至17岁看巴人的《文学概论》，才知道，艺术真实是不同于生活真实的，生活真实颇多是进入不了艺术的，如果不到两小时的电影人们都在吃饭、上厕所，那还有什么看头？
艺术一定是高于生活的，不然还叫什么艺术？自然主义不是艺术，因为没有帮助人们认识生活、积极生活的价值。方方日记所记，就是离开武汉抗疫主流，而专事撷取“负面真实”。 她“真实”是有了， 但没有把武汉的抗疫主流抗疫精神反映出来，给人的不是力量而是失望和愤怒，这种“生活真实”的表现，无疑是失败的，甚至是别有用心的。
金筑子此番有所变化，他说他强调的“生活真实”，指的是诗这种文学艺术，并非别的文学艺术。
大家都知道，诗与小说、戏剧、电影等等，在表现方法上的确有诸多不同或很大不同。诗是纯文字表达，与小说接近但文字和篇幅相差巨大，表现手段也要比小说少。但是，作为文学艺术的诗，在反映和表现生活上，无论如何是不能也不可能违背文学艺术的共同本质规律，它依然是要依赖和体现艺术真实而不是照搬生活真实。
金筑子尽管这次强调了诗的特殊性，也似乎认可了“艺术真实”，但后来又回原点，他说：“所以，一切文学艺术所依据的都必须是社会真实”——明示一下：文学艺术所用的绝非是生活真实，正确的答案是：艺术来于生活，不拘泥于生活真实，高于生活。
“诗写个性”，两年前我在《与金筑子商榷个性》中也已有议。
要说明的是，我驳金筑子的“个性”说，并非反对“个性”，文学创作显然是需要和离不开“个性”的，而越是“个性”的，才有可能越是独到、越是创新的——这是优秀文学的特征。
我反对的是“金筑子的个性”，因为金筑子在表达中还没有理解“个性”的含义。他这样说：“诗写个性。何也？因为，你看见的美，也是别人想看见的或看见过的。你一说，别人就在他的脑海里构筑起一个美的画面。因此，你所表达的，也正是别人想表达而还没有来得及表达或不会表达的。”——很不幸，他把“个性”解释成了“共性”——这说明，金筑子还不懂“个性”。
而他尤其不懂，文学实现“个性”，绝不是人不同、性不同、情不同、话不同，张三李四王二麻子姓氏不一长相各异各写自己所见，他们一动笔，就形成了“个性”，完全不是这样。
“个性”写作是基本成熟和成熟写家的事，是审美各异创作各异的“个性化"过程。有“个性”写作，才有风格。
当然，初学或还不成熟的诗者可以学习“个性”写作，但这有颇多诗内诗外的事情要准备，尤其有个审美问题和艺术化的问题即怎样实现个性化问题，需要积累时日来解决。
需要特别强调的是，不能以所谓“个性”，与“诗言志”对立。即中华诗创是以“诗言志”为基本原则，“个性”写作要遵循于“诗言志”，至少不能违背。“个性”是舶来品，是一个写作方法，需要用好。方方日记，症结就出现在：离开载道言志而一任自己的“个性”张扬，这“个性”，与时代性和人民性，是抵触的，被谴责否定是自然的！
“诗写小我”，我去年的《诗歌中的“小我”与“大我”》和今年八月上旬的 《五驳金筑子之荒谬:“一切大我都是老干体,表现小我才是诗"》里，都已清晰表达过。
也必须说明，文学以及诗歌当然可以写“小我”，可以说颇多人、颇多诗作，都是“小我”的展示。
所谓“小我”，即诗创与诗篇中的个体作者表达的完全是自己、一家情怀，这种写作多见，千百年来有颇多佳什。这样的吟唱，有真挚、朴素、自我的特点。
所谓“大我”，即诗创与诗篇中不仅仅是诗者自己，它表达了更多人的情感，述及了家国情怀、时代精神。这样的写作，是拓展、恢弘的，也是取向更为广阔、价值更有意义的审美观照。
现代以来“小我”与”大我”的争论与矫正，都是源于诗歌创作在“小我”与“大我”之间的此起披伏、此消彼张，这也是诗歌实践与发展的自我调现代节。当诗歌创作过于倾向于“小我”，诗歌沉湎于风花雪夜恣肆于灰色自由无度的时候，就会有人呼吁诗歌要表现“大我”，要反映时代；当诗歌创作一味侧重于“大我”，诗歌出现“概念图解”的时候，也会有人纠正，诗歌要讲个性，要有“小我”。
看一下金筑子的最新表达:“‘’大我’文字多数表现为代表一群人，一个集体、一个国家说话，发言者的身份是这个团体、这个国家的领导者或代言人，他所表达的内容中心是这个团体这个国家的追求和利益。小我则是表达个人的思想感情，喜怒哀乐都只是他个人的。虽然有时他的这喜怒哀乐也代表着一群人、一个团休的思想感情，但他的出发点首先是个人的。”
这段话，问题在哪儿呢？
一个是，“大我文字发言者身份”“是这个团体这个国家的领导者或代言人”——这似乎说的不是文学，而是国家党政外交或是企事业领导人的工作讲话。诗人不是做公共关系讲话，而是用诗歌表达情志。
还有是，诗反映“大我”，完全不在于身份地位，而在于胸怀、思想、境界和责任。
屈原被放逐不再是三闾大夫，但他《离骚》的那“哀民生之多艰，叹奸佞之当道”，无疑‘’大我"。杜甫一生仕途暗淡颠沛流离，但其作品《三吏》、《三别》、《闻官军收河南河北》等，“饱含苍生，胸怀国事”，纯粹“大我”。
新诗也一样。郭老的《地球我的母亲》、闻一多的《七子之歌》、臧克家的《老马》、艾青的《向太阳》、田间的《给战斗者》、郭小川的《向困难进军》、贺敬之的《雷锋之歌》、雷抒雁的《小草在歌唱》、未央的《祖国，我回来了》、张永枚的《人民军队忠于党》、舒婷的《致橡树》等等，作者都是诗人，写这些诗的时候不是官或不是大官，但这些诗都是震撼当时的“大我”歌唱，代表着中国新诗的最高水准而流传于世。
外国亦然。仅举例北方大国，《在俄罗斯的土地上谁能自由的生活》，是俄罗斯诗人涅克拉索夫的名作，他不是俄罗斯沙皇内阁官员，这种反映与老杜的“三吏三别”相似；《苏联护照》，是前苏诗人马雅可夫斯基的阶梯诗，他也只是个诗人，这个与王怀让的《我骄傲我是中国人》讴歌角度方法不同但主题完全相同，是一种公民的国家自豪。
综上，不能不这样说：金筑子的“大我”写作解释极为荒谬，哪里是是什么“国家领导和团体领导才可以表达"，任何一位诗人都可以表现，但你得拥有或者接近沈德潜《说诗碎语》中所说的那“第一等襟抱、第一等学识”，我再加个“第一等责任”。
为什么要主张和呼吁诗歌要更多的表现“大我”呢？
其一，这是由文学的功能作用所决定的。
文学负有审美生活、教育人民和娱乐功能的作用。不管哪一种作用，它都要是健康的、向上的，都要尽可能的富有时代性和人民性。古代诗歌是这样，现当代诗歌也是这样，尽管中间有过歧路，但总的发展道路是明朗康庄的。
如此，为诗者，就不能只把诗歌的写作当作只是个人的事情，或仅仅是把写诗当作个人把玩如同手串、拂尘、如意、鼻烟壶或者蝈蝈蟋蟀之类，而是要把诗歌的社会效益当作头等大事，放开胸怀，拥抱社会和时代，为人民歌唱。
其二，这是由中华文学的文化理念决定的。
传统诗教最早，在《左传·襄公二十七年》中就提到了“诗以言志”，后来在《尚书·尧典》、《庄子·天下篇》和《荀子·儒效》篇里，都分别提到，“诗言志”，其实是给中华诗歌定下了基本基调，诗歌以政教为先，重在社会作用。再后来，《毛诗序》、刘勰、孔颖达、白居易以至叶燮、王夫之等等，对此都有论述和坚持。
现代以来尤其到了上个世纪四十年代，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直接提出“我们的文学艺术都是为人民大众的”，这就把古代文学的政教论明确在为人民群众服务上。
习近平近几年对文学艺术作用的阐述更为具体，他提出：“社会主义文艺，从本质上讲，就是人民的文艺。要反映好人民心声，就要坚持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这个根本方向”。“人民是文艺创作的源头活水，一旦离开人民，文艺就会变成无根的浮萍、无病的呻吟、无魂的躯壳。能不能搞出优秀作品，最根本的决定于是否能为人民抒写、为人民抒情、为人民抒怀。
需要补充的是 ，文学属于时代。写诗词或学习诗词理论 ，应该与时俱进，跟上时代步伐。传统理论要学习继承，现代中国社会主义文艺理论 同样要学习掌握，要兼顾，不能只知其一不知其二，更不能将两者对立起来。生活在二十一世纪的中国，对社会主义的文艺要求茫然无知，在故旧纸堆里翻来覆去，方向迷失是一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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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22-8-31 13:47: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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