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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意逆志”与“解人难得”
对文本解读而言，当属诗歌文本最是解人难得。诗有赋比兴，不取直话直说；状物抒情，讲究以少总多，曲而有致，言近旨远，意在言外。这样的文本特点，既使写诗不易，也使解诗尤难。清人黄宗羲曾为之慨然而叹：“作诗难，知诗者尤难。”⑴
知诗者尤难，一个最主要的原因是难以达成传统的解诗目标。战国时代，孟子提出了中国诗歌阐释学的开山纲领“以意逆志”说。这一经典之说，既明确了解诗的目标——解出诗人之志，也给出了解诗的方法——“意逆”（以读者之意去迎合作者之志）。⑵然而，尽管目标有了，方法也有了，但是实践起来却是难之又难。对此，清人方玉润把话说到了底：“孟子其言，可谓善读《诗》矣，然而自古至今，能以己意逆诗人之志者，谁哉？”⑶将方玉润的话换个说法，那就是以意逆志好是好，但没人做得到。
要从诗歌中解出诗人之志，前提是诗歌文本能够表达出诗人之志。
如果依照老庄的言意观——“言不尽意”，诗人之志是不可能通过诗歌文本完全地表达出来的。所谓“道可道，非常道”，诗人之“志”借助诗语表达出来，就不是原本那“志”了。“此中有真意，欲辨已忘言。”（陶渊明《饮酒》）这无疑是作者心中有意而难以言传的感慨。另一方面，“言不尽意”对读者也有限制。所谓“诗有禅理，不可道破”（黄士龙《野鸿诗话》），其实就是无法用语言来准确表述读诗所悟，若硬要表述，则已非诗中之“理”。宋惠洪《冷斋夜话》中有一则故事说的也是这个道理：
我弟超然喜欢谈论诗歌。他认为陈叔宝的“午醉醒来晚，无人梦自惊。夕阳如有意，偏傍小窗明”，王维的“溪清白石出，天寒红叶稀。山路元无雨，空翠湿人衣”，王安石的“相看不忍发，惨澹暮潮平。欲别更携手，月明洲渚生”，都得自于天趣。我问他，这些诗句法确实是好，但天趣从何见得？我弟回答说：“如果能说出萧何是怎样识得韩信的，那么天趣就能说出来。”我竟无法再问下去。除了我弟自己，谁能知道他的意思呢？⑷
像惠洪之弟这般的解人，虽有所悟，但无法用语言表达出来，怎么验证他是解得了诗人原意呢？因此，依据“言不尽意”之说，不但诗人难以借助诗语完全准确地表达自己的旨意，读者也是虽有所悟，却难以说出。解人之难，实在无以为甚。
清人金圣叹对解诗者有话说不出很是不屑：“自幼最苦冬烘先生辈辈相传诗妙处正在可解不可解之间之一语。”他认为这不过是没有什么见解者的搪塞之词。⑸钱钟书先生也认为用禅人“不可说、不可说”来解诗，以禅说诗，以读诗为参禅，“于禅或可借以证悟，而于诗则谬以千里”，解诗还是要把诗意悟明白、说明白的。⑹金圣叹、钱钟书不认同以“不可说”来解诗，他们依据的便是儒家的言意观——“言以足志”。依“言以足志”的观念，不但诗人之志能够在诗歌文本中得到充分表达，读者之意自然也可以充分表达出来。但是，用语言来表达，就必然会受到语言本身的隐喻性与多义性的影响，读者从文本中读出的“志”，必然会超出诗人想要表达的旨意。西方学者对此说得非常明白：“文本的意义超越它的作者，这并不是暂时的，而是永远如此的。”⑺换言之，诗人之志与在文本中表达出来的“志”，不是一对一的关系，而是一对多的关系。若是限定必须解出诗人之志，自然就会困惑于哪个是诗人本来之志呢？
李商隐一首《锦瑟》诗，古往今来的读者对诗意的揣摩，有代表性的也当以十计数，哪一种是李商隐的本意呢？即便承认“言以足志”，李商隐已经把内心所思完全托喻于诗中，但诗人所寄托者一，读者悟出者数十倍于一矣。何为正解？谁是解人？是苏东坡的“适、怨、清、和”，还是胡应麟的“追忆青衣”；是何义门的“悼亡”说，还是叶嘉莹的“忆华年”？恐怕永远是个悬案了。这也就难怪先有元好问“独恨无人作郑笺”（《论诗三十首》），后有王士桢“一篇《锦瑟》解人难”（《戏仿元遗山论诗绝句》）的慨叹了。⑻
再从“意逆”方法来看。“意”是读者从文本中读出来的意，是读者凭借着已有的知识与经验读出来的文本涵义。读者的千差万别，必然造成读者之意的千差万别。以此千差万别的读者之意，去迎合并未完全准确地表达于文本中的作者之志，其结果自然是“一切试图恢复作者原意的努力最终只是徒劳”⑼。正如清人贺贻孙所言：“凡他人所谓得意者，非作者所谓得意者也。”⑽欧阳修《六一诗话》中则有一实例：晏殊作为诗文大家，喜欢比他稍晚的梅尧臣的两联诗——“寒鱼犹着底，白鹭已飞前”与“絮暖（此鱼）鱼繁，豉添莼菜紫”。欧阳修见晏殊再三称赏便有些疑惑，并去问梅尧臣：“这是你最好的诗吗？”梅尧臣回答说：“这不是我最好的诗句，恐怕是晏元献公偶然得意于此。”⑾这个故事说明，晏殊从两联诗中品出的极妙滋味，作者自己却并无感觉。
孟老夫子应该是知道“以意逆志”并非易事，所以他还有著名的“知人论世”说：“颂其诗，读其书，不知其人，可乎？是以论其世也。”⑾读诗者为着迎合诗人之志，就需要先了解诗人有怎样的志；而要了解诗人有怎样的志，就要先了解诗人是什么样的人；而要了解诗人是怎样的人，就要了解诗人的身世与背景，了解时代与背景对诗人的影响。这就是说，知人论世是以意逆志的前提。然而，知人论世也是谈何容易。如果像《诗经》中的作品一样，作者根本无从考证，那知人就无从说起；如果只有姓名，却没有史料记载，知人论世也是一样无从下手；如果有史料有作品可以考察分析，那么也要先从读其书、读其诗来了解其人，如此“以意逆志”与“知人论世”实际上就陷入了循环的困境——读其诗应该先知其人，知其人又应该先读其诗。或无从下手，或自陷困境，欲作解人，实在难之又难。
其实，即便诗人还健在，我们可以请他说出自己的创作本意，也无法解决“意逆”中不可能重合的问题。意大利学者艾柯身兼作家与批评家两重身份，他的论说可谓意味深长：“作者的回答并不能用来为其文本诠释的有效性提供根据，而只能用来表明作者意图与文本意图之间的差异。”⑿
注释： ⑴黄宗羲：《天岳禅师诗集序》，见《黄宗羲全集》第十册，浙江古籍出版社，2005年，第68页。 ⑵参见周裕锴著：《中国古代阐释学研究》，复旦大学出版社，2020年，第43页。此处对孟子“意逆”的解释取通常之说，周裕锴先生另有精辟解读。 ⑶方玉润：《诗经原始》，中华书局，1986年，第45页。 ⑷见释惠洪撰：《冷斋夜话》，卷四。 ⑸金圣叹选批：《金圣叹批唐才子书·杜诗解》，中华书局，2010年，第8页。 ⑹钱钟书著：《谈艺录》，中华书局，1984年，第307页。 ⑺伽达默尔：《真理与方法》上卷，洪汉鼎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04年，第383页。 ⑻元好问诗：“望帝春心托杜鹃，佳人锦瑟怨华年。诗家总爱西昆好，独恨无人作郑笺。”王士桢诗：“獭祭曾惊博奥殚，一篇锦瑟解人难。千年毛郑功臣在，犹有弥天䆁道安。” ⑼李有光著：《中国诗学多元解释思想研究》，人民文学出版社，2014年，第31页。 ⑽贺贻孙：《诗筏》，见郭绍虞编选《清诗话续编》（上），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第178页。 ⑾朱熹撰：《孟子集注》，齐鲁书社出版 ，1992年，第153页。 ⑿安贝托·艾柯等著、王宇根译：《诠释与过度诠释》，三联书店出版社，1997年，第7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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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22-2-10 20:37: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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