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文化诗学派:
诗学发展从来不是单一的思想过程。在“外国诗学传译”进行有声有色时,有些大伽则致力于中国古典诗学的重建,他们自觉地运用中外思想家创建的新方法,重新诠释中国古典诗学,构建新的诗学解释系统,使中国诗学的民族话语能够与新的思想与文化结合,奠定了中国诗学的一种新格局。
如果说“外国诗学传译派”有一种激进的倾向的话,那么,古典诗学的重建者则给人一种保守的印象。在五四时期,激烈地卫护传统诗学话语和诗学思想的大伽往往给人一种卫道的形象,常常与保守、落后、封建余孽等关联在一起,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不但得到的是恶名,且在现代诗学思想史上一直被列入思想否定与批判之类。在激烈的反封建思想召唤下,新文化运动的大伽们在理论主张上大有将古典文化和思想一棍子打死的倾向,恨不得置之于死地而后快,在相当长的时期内,“古典诗学的重建”一直被人曲解。
文化诗学派的代表人物是谁呢?问题的本身是复杂的,文化诗学派的代表人物恰恰是“外国诗学传译派”中的建构派人物。“外国诗学传译派”分为解构和重构两种倾向:解构者试图以外国诗学取代中国古典诗学,建构者则试图以外国诗学方法方法重构中国现代诗学,因此,在诗学演进探索的过程中,存在一些双栖式人物“,例如梁启超、王国维、鲁迅、陈寅恪、冯友兰、汤用彤、朱光潜、闻一多、宗白华、郭绍虞,罗根泽等都属于这一人物。
文化诗学之所以称为文化诗学,不仅因为其诗学观有一种民族文化精神的认同,而且因其对自由心性的诗性阐发,不仅因其对本位文化与本位话语的捍卫,而且因其兼容并包,推陈出新,以人为本的学术胸襟,因而,文化诗学能显示出其高深的精神智慧,综观文化诗学发展的历史,尽管它长期处于现代诗学的边缘地位,未能成为中国现代诗学的主流话语,但它的历史贡献是潜在的。
实事求是地说,20世纪中国诗学的三大派别各有优长,但在富有民族特色的诗学创造方面,当属文化诗学派。(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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